Law, Lisa
A Matter of “Choice”: Discourses on Prostitution in the Philippines
Lisa Law在本文檢視「發展援助」（development aid）在當代菲律賓關於「賣淫」（prostitution）和AIDS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以國外及當地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和國外捐獻組織等，如何透過如AIDS防治教育計畫等推廣實踐，進而改變對當地原有對「賣淫」主觀的刻板印象。
「賣淫」在菲律賓的歷史發展中，經常被放置於殖民主義、軍國主義、與色情觀光下的政治經濟脈絡內來作定位，然而，在當代對於「賣淫」和AIDS的討論中，經常會有介於「女性主體能動性」與「結構性下受害者」兩者間的爭議。前者，指「女性以其自由意志來選擇進入性產業」（女性能主動採取行動來保護自己），而後者，則指「政治經濟結構下的犧牲者而使其獲得工作機會」。
然而，此種介於能動者與犧牲者的二分性模式，可見於現今菲律賓對於「賣淫」和AIDS的討論，且此兩者再不同國家發展基礎的NGOs中則會有不同的表現型態；如澳洲會強調「性工作者的能動性」，而菲律賓則提到「影響娼妓業的結構性決定因素」。而此對比反應了在殖民趨勢中，西方婦女視自己為能動者角色，但卻將第三世界女性看作是無主體性的被動犧牲者；且這也代表了兩種文化下對「妓權普遍性代表」的差異。
前者視之為「偏離正常值」、「不正常者」、「父權社會下的犧牲者」，此種婦女被視為「個體性」的反常或受害，而較少以結構性用語來討論。因此，相關的女性團體也常強調：在從事「性產業」過程中，關於個體的能動性部分；在此觀點下的「賣淫」，也經常與如「性意識」（sexuality）與「性認同」（sexual identity）相連結來作討論，並作為法律污名與受害者語言的反抗（如將其排除於合法性權益的範疇），因此，此種觀點更近一步地影響澳洲與菲律賓兩地對於AIDS防治教育計畫等推廣實踐方向。
後者，則將發生菲律賓「賣淫」的主要代表，放置於國家的政治經濟脈絡內來做討論，而較少去進行關於合法性、公共健康、或是性認同等議題的討論。然而，在這種看似反對「賣淫之能動性」的主張下，其實卻能有效地強調以往流行的反殖民論述下所忽略的結構性阻礙問題；即特別注意「採用強調政治經濟論點等說明的困難性」，同時關注於以往較不熟悉「關於從事性產業女性的生活」等觀點（例如：Cebu City宿霧市）。（而這些皆放置於菲律賓當地天主教對於女性的刻板分類標準此脈論中來說明，它將女性僅做娼妓與聖母兩種分類，而此種分類對於其定義與認同、或是存有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因此，Lisa Law希望以四種主要的論點來說明：第一、介紹菲律賓當地對於AIDS論述的參與及討論，並放置於NGOs的論述脈絡、同時關注於其在於形塑大眾對於Cebu City從事性行業女性之觀點的重要性；第二、在脈絡化關於對NGOs和從事性產業女性的感知後，接著去了解關於Cebu City的當代發展背景，並進而強調介於旅遊發展與色情觀光兩者間的熱門連結、與其快速資本主義擴張下所產生的兩難困境問題；第三、透過三個在Cebu City從事性行業女性的故事，來說明存在於其主觀性認定之「選擇」下的張力；第四、透過數個NGOs關注於「改變」等主題，特別是關於「選擇」此議題、以及探討介於NGO論述與酒吧女郎其主體性兩者間的連結，而這也進而導致去重新思考關於性旅遊產業與HIV/AIDS教育計畫其設計型態的施行策略。
在1984年，第一位菲律賓本土的AIDS患者被診斷出來，且其原本職業是位海外歸國的契約勞工，然而，在同一年，有八位再當地美軍駐軍基地從事性交易的女性也被診斷出來呈現HIV陽性反應；故類似的案例，很快地被媒體與政府組織標定為「高危險團體」（”high risk” groups），並導致之後近十年間菲律賓描繪「HIV之傳播」的刻板印象－即「一個由外國人所造成的問題」（a problem of foreigners）。雖然，後來公衛單位有將其修改為「普遍性的公眾議題」，而媒體也對當地天主教在於保險套使用的保守立場進行批評，但「賣淫（娼妓業）」依然仍被社會視為具敵意攻擊的主要目標。（例如：對從事此行樣的女性進行騷擾等）
在菲律賓進行AIDS論述的主要團體包括「the Catholic Churc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與數個國際性捐助團體等（特別是the Unti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the 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usAID）、以及其相關的接收性NGOs團體。其中當地天主教團體強調對性意識普遍性地進行監控，並嚴格禁止「3 P’s」（包括「婚前性行為（premarital sex）」、「性關係混亂（promiscuity）」、「賣淫（prostitution）」）等行為的出現，但其管控方式與政府立場間逐漸產生很大的爭議，特別是在「人為節育/避孕」（artificial birth control）等觀點部分。然而，伴隨著當地政治力的轉變與家庭計畫的施行，天主教餘興意識與避孕方面的影響力則逐漸地下降。而關於監控系統與法定強制血液檢查的部分，則由於費用高昂與預測結果不彰的關係，執行單位則逐漸地由中央層級轉向地方政府，故在部分政府政策施行或是忽略等部份，NGOs團體在防止「HIV之傳播」與其教育部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關鍵性角色，而菲律賓當地的NGOs團體更以至全國各地進行HIV/AIDS等教育行動來落實主動參與協助計畫。（尤其關於國家策略與人權的討論）
然而，以本文的案例Cebu City來說，其發展背景主要是作為90年代初期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下資本經濟迅速發展時期的產物。由於它在菲律賓主要作為重要的貿易轉運中心，大量引進之外資促成了西方與亞洲在當地旅遊消費的興盛（如歐美國家、日本與台灣等國家）。在菲律賓的發展脈絡中，旅遊/觀光作為一種與政治議程及經濟策略連結之發展方式已經有很長的歷史，而且關於其相關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影響等部份，則往往被忽略，然而，Cebu的性產業在此種政治經濟為主的發展脈絡中，對於促進其繁榮則扮演者某種程度的重要貢獻。但在90年代初期，當Cebu City其首名感染HIV病毒的病例出現後，雖然有對性產業進行更謹慎的檢查與管制，然而病例仍不斷地增加，其中許多國內外報告皆將源頭指向移居至Cebu的性工作者或是至美國駐軍基地賣淫的女性；因此，當「外來者」（如移民或是外國旅客等）被視為「HIV/AIDS之感染傳播來源」（如視AIDS病毒由外界引入），然而，介於此結構產業間的性工作者，也進而被當作導致「誘發」（luring）國外性產業與病毒傳入Cebu的傳播媒介。
在本文中所提到的三個在Cebu City從事性行業女性的故事（Virgie、May、Edna），可發現除了刻板印象中關於政治經濟結構下的犧牲者角色，其實，從事賣淫女性也將此種交易放置於多重功能性的可能發展脈絡中，例如包括觀光導覽、口譯、男友或可能的婚姻對象等。然而，從事性交易在其主觀性認知中，可成為增加經歷、增加異性緣或戀愛機會的可能性、或是作為允許個體有追由主體性自由的有效資源、甚至混血婚姻之產物。因此，這些女性在詮釋自己開始「國外關係」（foreign relation）時，並未將自己視為全球化性買賣中的一環，反而經常是以「愛」（love）此概念來觀看過程，這種觀點特別是在與外界以之比較如「國族主義者」（nationalist）、「反殖民主義者」（anti-colonialist）或是「女性主義者」（feminist）等模式而強調。
因此，當討論菲律賓性產業之代表意義時，Lisa Law先回到政治經濟發展脈絡來做說明：當資本主義介入時，除了導致依賴外資之需求增加，更造成當地社會文化結構的改變（例如區域性人口流動以換取資源來進入貨幣導向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然而，由於外資介入菲律賓旅遊觀光與基礎設施計畫，逐漸導致「貨幣貶值」（devaluation）和「通貨膨脹」（galloping inflation）等狀況發生，外加上政治力不穩定之因素，以及「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與「半封建制度」（semi-feudal）文化復辟與將女性視為交易商品等發展導向，這些種種的因素相互作用下，這使得性工作被置於殖民主義、軍國主義與性觀光等政治經濟結構之下，且此觀點並主導了1970~1980時期當中關於媒體、行動者與學界等對於「賣淫」論述的討論，特別被視為與外國軍隊駐紮勢力等負面印象的討論有關。
故討論菲律賓性產業之代表意義，Lisa Law則認為產生了以下四種對於海外菲律賓人的負面影響：第一、其中由於財富資源分配不均而導致的「賣淫」行為，強化了菲律賓中產階層反對國外駐兵於當地的決心，然而，「賣淫」在此種討論脈絡中則成為一個介於菲律賓與美國間尋求更管泛關係下的隱喻符碼；第二、性觀光在馬可仕總統的政治生涯中，被等同於某種「慰安形式之生意」手段用以吸引外來資源；第三、非法性交易經常暗示著被強迫性質下的性奴隸制度；第四、由於以上種種因素交織下，進而造成對海外菲律賓人的負面刻板形象（如將菲國女性視作「國際化娼妓」），而導致與變相鼓勵菲國海外僑民或勞工遭受到較多如虐待、強暴與性奴隸制等侵害。這些對於處於「經濟結構弱勢」與「透過外力爭取生存資源」的菲國女性更是一種兩面刃下的傷害，即如要主動脫離結構性問題，往往得透過外力協助而有機會進行，但這卻也成為女性如暴力下受害者的主要來源，兩者更進一步簡化「賣淫」為一種單純女性在於男性主宰關係代價下的犧牲者形象。而這種描繪會進而邊緣化女性期能動性展現與每日生活的真實困境。
因此，當數個NGOs關注於「改變」等此主題時，特別是關於「選擇」此議題，必須在此理解脈絡下去作探討介於NGO論述與性工作者其主體性兩者間連結的探討，而這才能真正重新思考關於性旅遊產業與HIV/AIDS教育計畫其設計型態等施行策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