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格考通過版)文化認知下的「老年(old age)」概念

﹝摘要﹞

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社會變遷的影響,老年人口佔人口結構中之比率正在逐漸增加、家庭制度的改變、以及由於生物醫療與公共衛生進步促使平均壽命及慢性疾病患者人口數劇增。「老年」及相關議題開始引起社會的重視,研究「老年」的相關學科與政策也應此相對產生。當「老年人」(the old, the aged, or the elder)已非少數人口,兩種現象因而產生:一為「老年學」(Gerontology)的研究的興起;另外則是界定「老年」的工具指標將重新被檢視。

高齡化之社會發展趨勢使得「老年學」(Gerontology)的研究更受重視;而檢視「老年」此現象或概念的工具或定義其適當性,意指過去及現在將滿65歲退休之老年人定位為「依賴人口」的政策與定義,現代工業社會並不鼓勵期從事生產或勞動、同時將其認定為靠退休金或家庭奉養之依賴人口,而隨著社會人口結構與發展趨勢的轉變,以往工業社會中視為理所當然現象下的「老年」定義,是否也需要重新檢視呢?

「老年」在「文化」(culture)影響下,如何去影響個人及其家庭對於社會適應與人際網絡的發展?不同文化間對於「老年」的階段劃分與意義,除了區分生理成熟期的變化過程外,更可以反應其文化社會結構中對於此現象下的「人觀」(personhood),同時也反射了所屬社群對重要資源的分配原則、以及個體與其家庭或環境的互動網絡關係。此外,「性別」(Gender)課題在老人研究發展脈落下之差異性或是獨特性也是本文論述重點。

﹝關鍵字﹞

「老年」(Old Age)、「老年人」(the Old or the Elder)、「文化」(Culture)、「性別」(Gender)、「老化」(Ageing)

一、「老年」概念的定義

(1)「老年」的多元定義

現在想到「老年」(old age)或「老年人」(the old, the aged, or the elder)通常會聯想到「聯合國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官方單位對於「老年人」的定義。WHO將老年人定義為生理年齡到達65歲以上者,而許多高度現代化工業發展的國家並以此其生理年齡做為「仍可工作」與「退休」的分界點,即工作之退休年齡來做此定義做人口學結構中的分際點;同時佐以相關的社會福利措施等來進行整體社會資源的分類與再分配。但是「老年」在許多文化中並非僅以退休年齡或工作時間來作為絕對性的區分。不同文化對於「老年」的階段劃分與意義,除了區分生理成熟期的變化過程外,更可以反應其文化社會結構中對於此現象下的「人觀」(personhood),同時也反映了所屬社群對重要資源的分配原則、以及個體與其家庭或環境的互動網絡關係。

Pamela T. Amoss與Stevan Harrell(1981)在”Introduction: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Aging”文中提及,不同文化中的特殊情境因素會導致老年人在適應過程中的限制,包括「社群特質人口結構」(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of particular population)、自然環境資源與「存活經濟」(subsistence economy)下的適應策略,以及與社群中其他團體在需求、策略與權力下的互動關係。透過多個民族誌對於老年現象的描述,他們進而提出的兩個重要性的影響因素,來說明老年人如何在所屬社群中達到階段性目標後並形塑相對的社會意義:前者為「消費與貢獻間的平衡」(the balance between the costs and the contributions)因素,指介於老年人對於其社群與重要生存資源所造成的消耗與貢獻下的平衡關係;後者為「財富掌控」(the dimension of control over property)因素,指團體生存所需資源或年輕成員獲得重要生存資源的的掌控程度,會影響老年人在其社群中所扮演角色的社會意義與功能性,如在政治、司法或儀式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特權(Amoss and Harrell,1981)。

此外,透過許多民族誌中描述老年人對於老年的適應,隨著高齡人口群的逐漸增加,誠如「資源掌控」此因素所提及:老年族群也會開始主動調整其控制策略,來繼續確保相關存活資源與服務的供給,甚至建立與年輕族群的資源重新分類(Amoss and Harrell,1981)。因此,高齡族群對於「老年」的定義、「老年人」的角色功能、與「老化」的適應策略,並非僅是單向或被動受到外界影響來被放置於整體社會系統當中並被賦予定義,而是可以持續適應,並在變動的情境中去主動形塑出對自己生存有利的對策。

(2)處理「老化」的概念-生物醫學與相關學科觀點

「生物醫學」(biomedicine)領域中對待「老年」的態度與處理「老化」的方式,主要建基於生理現象研究下的「因果論」(etiology),正如Andra Sankar(1984)在<”It’s Just Old Age”: Old Age as a Diagnosis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Medicine>中提到,生理現象研究下的「因果論」認為當醫療人員在了解疾病構成的病理學因果關係後,應該只能存有「可治癒」(curable)的處理原則,而這也是西方生物醫學對於醫療人員的訓練原則與處理宗旨。故「老化」在生物醫學的原則下成了功能逐漸衰退,修復性或治癒性效果不明、且不穩定的「疾病」(disease)或「負面性的生理或心智功能之衰退症狀」(Sankar,1984)。

其中,「老年學」(Gerontology)又稱為「高齡學」,指生物醫學領域中研究老年相關學科,而首先創設此名詞的學者是俄國的Lliya Metchnikoff,他在1901年創立此名詞並持生理學的立場來研究人類老化現象。他認為腸胃健康是衰老與疾病的主因;即他認為透過促進腸胃保健可緩和老化與延年益壽。雖然此種觀點有所偏頗、並不能完整探究出人類老化因素的全貌,但卻啟發後人正式創立專門研究老年人的「老年學」發展(沙依仁,1996:2)。

「老年學」的研究最先僅注意到醫學或生理方面的轉變,如人體為何會老化?如何預防或治療等?後來心理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家等也相繼投入此研究領域,因此其範圍逐漸擴及生理、心理、社會、經濟安全、老人問題、與社會福利等方面(沙依仁,1996:2)。

而與「老年」議題作討論的用辭也隨著探討概念的多元化而增加,例如:「老化」(ageing)包括全部時間內關於結構與功能相互依存的改變,且正常發生於男女兩性成年後期的成熟與衰老現象。「年長者」(aged)則不一定是指「老年人」,而更是在年齡與生命經驗的相對應用辭。「衰老期」(senility)則是指老化程度於趨老歷程中轉為劇烈,強調多數老年人在此期有程度不等的生理病變,如慢性疾病與心智解組等發生,通常到80歲以上,老人會較有注意力減弱、易怒、健忘、消極心態、社會畏縮、或適應困難等現象發生;而「生命階段」(life Span)、「生命進程」(life Course)或「生命週期」(life Circle)則是強調以某固定背景發展下的人群來做生命經驗儀禮等過程之區隔。(沙依仁,1996:31-33;Crews,1990:11)然而,這些觀點都只是強調西方科學醫學體系的本位主義,因此Margaret Lock和Nancy Scheper-Hughes(1990)在對醫療人類學提出「批判-詮釋途徑」時,強調西方科學醫學體系應放下本位主義,認為應加入非西方醫療體系的分析,把關注的焦點轉移至「所有在文化建構、協調、動態時空過程下,關於身體、健康和生病相關知識」,即將西方科學醫學體系改以「生物醫學體系」(bio-medicine)來放置於更大範疇的「民俗醫學體系」(ethno-medicines)內進行對話。

因此,可發現早期「老年學」或相關延伸之用與及概念,尤其是自然科學部分,多半仍將「老年」視為較固定、普遍性且單一性存在的生理衰敗過程,其相對應的探討角度仍以如何預防或阻止「老化」及其相關現象發生,例如老年醫學著重於將老年的生理或心理變化視為「危機」,並強調其嚴重程度如何作用並影響如疾病、身體殘障、營養不良、意外等負面症狀發生(沙依仁,1996:69-136;陳可冀,1992);這種探討「老年」現象的角度,優點可以找尋通則性與描述性的生理變化現象,但是卻也導致偏頗與絕對性的知識建構模式與因應態度。而社會科學部分,例如心理學對於老人或老年現象的討論,主要放在認知功能變化或是心理階段進展的延續(沙依仁,1996:137-195);社會學對於這些現象的探討,則主要從社會變遷、社會組織及人口組合、老年人口數與比例、老人社會問題與社會負擔等來觀察,進而建議從社會福利措施或政策著手處理改善(沙依仁,1996:18)。社會學科等這些探討方式,優點可以找尋社會機制中結構性運作模式,也能彌補只從生理變化層次討論的影響因素。但缺點是同時將「老年」現象中的個體「去能動性化」與「去性別化」–即「所有的老人都一樣」或是「沒有個體適應的主觀意識或操作方式」,即將老年人視為沒有主觀意識的現象承載體,且「老年的定義與觀點」在根本的名詞使用及解釋上,可能會嚴重忽略在不同環境與文化中可能存在的差異性。

二、文化認知下老年的概念

(1)「老年人」的角色定義與被對待的方式

在一些經濟模式仍以狩獵與採集的小型社會當中,因為群體的經常性移動特質使得個體很少能去獨自擁有生存需求物資,因此老年人對於其社群與生存資源所造成的消耗—-即「對生存物資的耗費」(subsistence cost),與其「角色貢獻」(contribution of the aged)下的平衡關係—是決定老年人於其社群中所代表地位的最重要影響因素,這樣的例子可由位於加拿大極圈附近的Chipewyan族、新幾內亞海岸附近的Asmat族與位於西南非洲Kalaharu沙漠內的!Kung San族等老年人於社群中的地位與被對待的方式來說明(Amoss and Harrell,1981)。

以Henry S. Sharp(1981)以”Old Age Among the Chipewyan”所提到老年人於加拿大極圈附近的Chipewyan族的狀況來說明:「老年」(old age)在Chipewyan此『遷移』(mobile)採集狩獵社會中代表從社群內在「主要生存物資取得活動-狩獵」的退出。在Chipewyan社會當中,生存物資的主要來源是透過狩獵活動來取得。此資源的取得長期並不穩定,所以當無法繼續狩獵且提供生存物資給所屬社群,即代表對於社群在維持生計上已無貢獻。因此,「老年」(old age)在這樣的社會當中經常是讓人藐視或是令人害怕的,且其社會地位伴隨著這樣的角色變化而日益低落。同時,失去狩獵能力的老年人(通常是男性)也會因為這樣的社會位置而產生如「無用」(useless)、「被忽略」(left out)或甚至是「無力」(powerless)等負面情緒感受。而當其負擔已經危及於群體或家庭的重要生存資源時,也可能會被迫以遺棄處置,。同樣的老人處置狀況也可見於Lee D. Guemple(1969)所描述加拿大北極圈的以『移動』採集狩獵取得重要生存物資的Eskimo人對於老年人的處置方式。

Sharp(1981)於民族誌中所描述的Chipewyan族與Guemple(1969)提到的Eskimo人,皆屬『遷移』採集狩獵為生產模式的社群。在界定個人生命週期間的地位,主要是以群體間經濟與社會活動中的勝任能力來劃分,並非將「年齡」(age)作為語意性的固定決定標準。「老年」(old age)在此定義中則被視為於社會活動中已無勝任能力者。易言之,個人在社群中的地位與角色劃分是由其經濟生產力決定。

但是Hughes(1960)提到在Lawrence Island,以『定居』(sedentary)採集生產模式的Eskimo人,並不會採用「遺棄老人到其死亡」來對待社群中的年長者。與Lee D. Guemple(1969)所描述加拿大北極圈的以『遷移』採集狩獵取得生存物資的Eskimo人相互比較,差別在於其擁有較為穩定的生存資源,因而影響其處置方式。此外,對於老年人的態度,兩個Eskimo社群卻與Sharp(1981)描述的Chipewyan族不同,「老年」(old age)在兩個Eskimo社會當中都是「令人非常尊重的」(honored)。但是當時社群中食物的供給嚴重不足時,老年人經常得面臨作下非常艱辛的決定,必須以被遺棄的方式來換取社群中其他團體的最大生存機會。Eskimo族做此被遺棄決定者為「老年人」,而Chipewyan族內則是由「年輕親屬」(younger kin)來作決定(Amoss and Harrell,1981)。

但是在不同的民族,卻也會呈現「相同長期生存物資不穩定的採集狩獵環境,但老年人於社群中相對的角色地位及其功能卻不同」。如Peter W. Van Arsdale(1981)記載的新幾內亞海岸附近的Asmat族、Megan Biesele,與Nancy 及Howell(1981)兩人所描繪位於西南非洲Kalaharu沙漠內的!Kung San族間的差異。老年人於Asmat族與!Kung San族在社群中的地位與Chipewyan族恰好相反;兩個社群內的老年男性在他們逐漸喪失其狩獵技巧時,且當重要生存物資減少時,他們對於替社群取得生存物資的貢獻能力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能為所屬社群內進行更多的「社會性貢獻」(social contribution),例如宗教與政治等社會性範疇,故這些老年男性當下卻能因此「老年」(old age)結果,來逐漸變成其親屬團體與當地社團中具有極大政治影響力的領袖角色。

(2)老年的主動性變化

在進入「老年」階段時,老年人會重新理解個人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變化,也會開始主動調整其控制策略,來繼續確保相關存活資源與服務的供給,甚至建立在與年輕族群的資源重新分類之上(Amoss and Harrell,1981)。

Elizabeth Colson和Thayer Scudder(1981)在 Zambia對Gwembe的研究,發現當地男性可透過累積財富(如土地與牲畜等)來保障他在社群中的社會地位。這些財富可以幫助男性提出聘金來進行婚嫁。透過婚姻關係可以逐漸擴大其子嗣群來增加勞力人口,進而累積更多的財富。但這些財富的積累,最重要的是確保自己在老年時有更舒適的生活及不匱乏的生活物資。因此,對於Gwembe人來說,取得重要生存物資的控制權或累積更多財富來增加對於社會關係的控制,是擁有良好品質之老年生活的保障(Colson and Scudder,1981)。

M. Nazif Shahrani(1981)在阿富汗Kirghiz族的研究發現,整個社群中80%的財富是掌控在少數的幾個家族手中。這些比較富裕的家庭將財產–如土地與牲畜–借給較貧窮的家庭。這些較貧群的家族就必須提供勞力與供給相關的重要生存物資做為還債。這些富裕家庭則以此來累積更多的財富或是穩定、更好的社會地位以確保自己擁有良好品質的老年生活。當然,那些勞力與生活物資較匱乏的家庭,老年生活也相對較不舒適、同時沒有保障(Shahrani,1981)。

而Paul G. Hiebert(1981)研究印度南部鄉下村落中「印度教」(Hindu religion)之「種姓制度」(castes)的老化適應。他以不同階級中的老化因應策略來說明個人如何藉由重新詮釋印度教經典,以進行老化過程中所需實踐的社會責任;並藉此過程來滿足自己在社會關係變化間的最大利益。Hiebert(1981)舉例說明:印度教中「種性制度」的各層階級男性,一生需經歷四個階段來完成修行,從學習角色的「學生」(student)之第一階段,到掌控家戶重要資源分配的最大影響者,如「戶長」(householder)之第二階段,到需逐漸放棄世俗誘惑與家庭情感羈絆的「苦行僧」(ascetic)。這也是開始進入「老年階段」的開始,到最後需要雲遊四海出世修行或進行朝聖的「托缽者」(mendicant)階段。然而許多家庭因為貧窮的關係,家庭仍需要勞動人口的加入,或是老年人得自行透過勞動來供養自己,或是因為不想放棄財富,或是想透過朝聖之旅擺脫煩人的婚姻關係等理由,所以很多人會透過信奉不同教義詮釋下的經典形成不同的老化策略,進而來滿足個別的需求。(Hiebert,1981)

Sarah Lamb(1997,2000)在印度北方孟加拉省Mangaldihi村莊的研究則清楚描述了當地人對於「老年」的分類與意義。Lamb觀察到Mangaldihi人在生命歷程中,看待自己與周遭人事物的關係主要是以一種複雜的網絡關係來做連結–稱之為「maya」;「maya」作為構成Mangaldihi人個體情感與實質生活層面的網絡紐帶,而此紐帶形成一個將個人與其一切相關人事物緊密連結一起的生活關係網絡。「maya」並隨著年齡的增加而不斷增加並於老年時達到高峰(Lamb,1997,2000)。因此,老化對於Mangaldihi人來說,是個人需要學習如何在生命後期放鬆,如「maya」這樣的情感聯繫關係,而使得自己能不帶任何牽掛後安全與完整地離開人世(Lamb,1997,2000)。故「老年」在此可作為個體於社群與生命力程中的網絡關係轉換階段。

陳祥水(1994)曾探討變遷中台灣農村的分家、繼承與雙親俸養方式。他指出屏南村的分家原因是非常複雜的,至少有七、八種以上的原因:如長輩提出、父親過世、兄弟不和或其他、投資或買房子、欠債、妯娌不和、無財產等。陳(1994)進一步以中國家族中「輪伙頭」的變化來討論田野中雙親奉養的變化。「輪伙頭」被認為是中國家族理想與現實環境下的一種妥協,主要奠基於公平均分原則來要求兄弟負擔相同的奉養責任,分家後長輩輪流到兒子家接受供養。但是陳(1994)也提到,雖然「輪伙頭」還是較普遍的奉養方式,不過「自行炊煮」或「跟定一個兒子」的比例也在攀升中。但是「自行炊煮」也意味著父母需要保留一些老本,來以防萬一兒子媳婦不孝,而可以自行照料吃、住問題,而這也符合陳提到李亦園與莊英章所說得「輪伙頭會消滅父親的權威」。此外,「外移人口的增加」也降低了「輪伙頭」的可能性,而兒子們也多半改採按月或不定期給雙親零用錢來維持奉養親的義務。(陳祥水,1994)。

隨著工商業的發展、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年輕人口的外移,台灣農村老人的照顧方式也起了相當大的變化。現在我們若進入農村,就會發現有外籍看護推著輪椅,上面坐個老太太或老阿公,或是在家裡看到外籍配偶在為老人換藥。照顧年老父母已不再是兒子與媳婦的主要工作。照顧的角色已由外籍看護、外籍配偶、甚至安養院來取代了。吳玉愛(2004)在楓林村的研究對此就有很清晰的描述。她提到:在楓林村,採「輪伙頭」生活方式的老人極稀少,主要原因之一是年輕人外流另組核心家庭,使得愈來愈多的老年人主動選擇獨居,而本地媳婦也多半因教育程度提高及經濟上的獨立等因素,而傾向在外另立門戶且不再固守傳統奉養公婆之責,因此許多來自邊陲、貧窮、弱勢社會的外籍新娘就適時替補了本地媳婦的空缺,且被迫去挑起奉養公婆及沈重家務之責。吳(2004)還提到因為大部分的老人仍傾向選擇由家庭來照護,所以部份家庭也有請外籍看護在家中協助照料高齡長輩,但是當家庭人力實在無法負荷照料時,有些老人也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送到養老院。

陳(1994)與吳(2004)在田野中的例子說明:工業化及社會變遷如何影響台灣農村社會的老化適應與奉養方式;而老人奉養與照護的角色,隨著社會結構改變,照護者也由逐漸由家戶內轉變到家戶外,甚至由外部機構來取代照護角色。

而保留老本來確保養老生活無虞、依靠政府老年年金或是提供自行炊煮,也說明了農村社會對與老化適應的調整。以上這些民族誌中的例子皆說明了高齡族群對於「老年」的定義、「老年人」的角色功能、與「老化」的適應策略,並非僅是單向或被動受到外界影響來被放置於整體社會系統當中並被賦予定義,而是可以持續適應並在變動的情境中去主動形塑出對自己生存有利的對策。

(3)「老年」與「性別」

關於老年與老化現象的劃分、或是老年人的角色適應等議題,D. I. Kertzer與P. Lasslett(1995: 4-5)曾將「性別」、「民族」(Ethnicity)、「階級」(Class)與「老化」此四種分類作為理解個體與社會經驗的重要量尺。而Robert L. Rubinstein(1990)更在”Nature, Culture, Gender, Age: A Critical Review”此文中所提到:性別與老年長久並行討論,而忽略了研究者結構性限制下的交集探討可能—即探討性別與老年共同交集下的老化議題。

Sarah Lamb(1997,2000)在印度北方孟加拉省Mangaldihi村莊研究的重要貢獻,除了清楚說明當地人如何以「maya」來呈現「老年」的分類與意義,而區分關於「maya」對於男女兩性其生命歷程與「人觀」(personhood)的影響差異也是意義深遠。Lamb提到雖然「maya」之於Mangaldihi人的增減是不分性別差異,但兩性在生命歷程中的不同境狀與身心差異、外加當地傳統概念與教育方式有著性別上差異的認知與評價,故個人「人觀」之形成與差異同時反映在「老年」與「性別」交集的範疇上(Lamb,1997,2000)。

先前討論Chipewyan族、Asmat族與!Kung San族中「男性」(men)於其「老化過程」(ageing process)中的社會位置因其貢獻能力的詮釋而有所不同,但是「女性」(women)在此三種小型採集社會當中的社會位置卻都呈現一致性的逐漸改善狀況。這是因為女性的社會任務並不需要透過像男性極需體力完成的持續性狩獵工作,而是以家戶內外的照顧工作為主,如照料孩子或是後來的孫子。在此過程中透過情感性依附關係的逐漸增強,與子嗣(如孩子或孫子等)形成「情感繫帶」(emotional ties)。女性對家戶的持續性貢獻角色,也使得其社會位置在家族或所屬社群中能不斷提高,這可以用Stevan Harrell(1981)於台灣農村社會中的男性老人與女性老人角色變化來做進一步的後續說明。

Stevan Harrell(1981)於台灣農村社會中的男性老人與女性老人角色變化能說明性別在老化中的差異性。Harrell(1981)發現台灣農村社會中的男性與女性因為在中國社會角色中的任務不同。家庭中的男性,尤其是父親角色,傾向與孩子在教養過程中保持嚴格且有威嚴地距離,用以形塑中國社會內父系繼嗣傳承結構中的父子關係;所以子嗣在男性老者面前,會遵循著「尊重」但不「親密」的互動關係(Harrell,1981)。

但女性在漢人社會中的角色不同,因為在父系繼嗣傳承的結構中,女性從女兒的角色透過婚姻過程而進入夫家的新家族,並逐步依照著為人妻、為人母的事實來進行性別角色定位、進而完成文化脈絡賦予的社會意義-即繁衍後代子嗣。其中卻又特別強調母親的角色與其社會功能。同時,傳統漢人社會中女性也是透過婚姻來進入父系繼嗣系統,進而獲得社會的認可角色與祭祀地位。如Ahern(1975)所描述,從婦女夫家的眼光來說,一個婦女最被重視的能力便是生育子女,尤其男性子嗣的生育。但是這種生育能力的意義也是具有雙重性的,一個婦女除了生育子女之外,她也同時與子女建立緊密的聯繫關係,而這能使其在夫家的地位與晚年生活的權力提昇。這也是Harrell(1981)發現台灣農村社會中女性在老年適應過程中主觀認為生活品質提升的原因(Harrell,1981)。

Ahern(1975)也提到Margery Wolf從田野經驗所推論:婦女最後的目標是聯合其子女建立一個獨立於父系親屬結構之外的「母權的家庭」或稱「子宮家庭」。如此,她可強化其於家中的影響力。這種力量挑戰了大多數中國男性所監控的家庭模式。女性透過增加家庭成員、建立連帶關係、分裂家庭或反抗男性權威等,來抉擇自己想要家庭模式。她們透過「子宮家庭」的建構與強化,威脅並破壞傳統理想父系親屬結構的家庭型式。這也可以說明漢人婦女社會地位及權力如何在老化過程中產生「充權」(empowerment)的能動性。

三、結論

本文以文化認知下的「老年」概念,來回顧多元的「老年人」角色功能與社會位置,並對「老化」(ageing)的社會文化意義做比較探討。

從因應老年人口結構快速增加來重新檢討界定「老年」工具指標其適切性,從跨文化的田野資料了解「老年」在不同文化的界定指標,並非只是工業社會下生理退休年齡。除了區分生理年齡成熟期的變化過程,不同的文化對於「老年」的劃分、定義與對待方式,更是反映了所屬社群對重要資源的分配原則,以及個人與其家庭或環境的互動網絡關係。

從許多民族誌中討論老年人對於老年的適應,也可發現老年人並非只是被動去適應其社會結構給予的角色或資源,而也會開始主動調整其控制策略,來確保相關重要資源與服務的供給,甚至建立於與年輕族群的資源重新分類。這與生物醫學和社會科學所討論的「病體化」、「去能動性化」和「去性別化」觀點不同。這些民族誌例子說明了高齡族群對於「老年」的定義、「老年人」的角色功能、與「老化」的適應策略,並非僅是單向或被動受到外界影響來被放置於整體社會系統當中並被賦予定義,而是可以持續適應並在變動的情境中去主動形塑出對自己生存有利的對策。

而「老年」與「性別」則可從不同民族誌中對於兩性在「老年」的分類與意義、「老化」適應與因應方式來作討論。女性的社會任務是以家戶內外的照顧工作為主,如照料孩子或是後來的孫子,而在此過程中透過情感性依附關係的逐漸增強,而與子嗣(如孩子或孫子等)形成「情感繫帶」(emotional ties)。這後續對於老年人提供情緒感受「舒適」(comfort)與「撫慰」(solace)的關鍵性聯繫因數。而女性對家戶的持續性貢獻角色,也使得其社會位置在家族或所屬社群中能不斷提高。因此女性在老化適應過程中經常主觀認為生活品質提昇;反之,父系社會中的老年男性,在逐步喪失重要資產(土地、財富、生產知識等)控制權後,再加上原本「尊重但不親密」的互動關係,導致男性在老化適應過程中主觀認為生活品質或權力下降的主因之一。

因此,老年與老化現象的劃分、或是老年人的角色適應等事項,其實已非只是生理現象變差的印記,或是國家政策下的語意性運作符碼,而更需要以文化作為背景考量,來思考個體生活適應與人際關係網絡的轉換,以因應原有官方標準下逐漸在擴大的老年人口與內容轉變的退休後生活適應。

四、參考書目

沙依仁

1996 高齡學。台北市:五南出版社。

陳可冀

1992 老年醫學研究。陳可冀編。台北市:知音出版社。

陳祥水

1994 分家、繼承與雙親的俸養:一個南台灣農村的個案研究。清華學報 新

二十四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三年三月)第85-125頁。

Ahern, Emily M.

1975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an, In Woman in Chinese Society,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 pp.169-190.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esdale, Peter W. Van

1981 Elderly Asmat of New Guinea.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Amoss

Pamela and S. Harrell eds. Pp111-124.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Amoss, Parmela T. and Stevan Harrell

1981 Introduction: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Aging. In Other Ways

Growing Old-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Pamela T.

Amoss and Steve Harrell. California: Stabford University.

Biesele, Megan and Nancy Howell

1981 “The Old People Give You Life”: Aging Among !Kung Hunter-Gatherers.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Amoss Pamela and S. Harrell eds.

Pp.77-98.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Colson, Elizabeth and Thayer Scudder

1981 Old Age in Gwembe District, Zambia.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Amoss Pamela and S. Harrell eds. Pp.125-154.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Cohen, Lawrence

1997 No Aging in India: Alzheimer’s, the Bad Family, and Other Modern

Thing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rews, Douglas E.

1990 Anthropological Issues in Biological Gerontology. In Anthropology and

Aging: Comprehensive reviews. Robert L. Rubinstein, Jennie Keith,

Dana Shenk, and Darryl Wieland eds.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Harrell, Stevan

1981 Growing Old in Rural Taiwan.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Amoss

Pamela and S. Harrell eds. Pp.193-210.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Hiebert, Paul G.

1981 Age in a South Indian Villege.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Amoss Pamela and S. Harrell eds. Pp.211-226.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Hughes, Charles

1960 An Eskimo Village in Modern World. Ithaca, N.Y.

Guemple, Lee D.

1969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Dilemma of the Aging Eskimo. In

Sociological Symposium 2: 59-74.

Kertzer, D. I.and P. Lasslett

1995 Aging in the Past: Demography, Society and Old Age. D. I. Kertzer and

P. Lasslett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mb, Sarah

1997 The Making of Persons: Notes on Aging and Gender in North India. In

Ethos 25(3): 279-302.

2000 White Saris and Sweet Mangoes: Aging, Gender, and Body in North

Ind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ck, Margaret and Nancy Scheper-Hughes

1990 Crtical-Interpretive Approach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Rituals and

Routines of Discipline and Dissent.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Edited by

T. M Johnson and C.F. Sargent. New York: Praeger.

Rubinstein, Robert L.

1990 Nature, Culture, Gender, Age: A Critical Review. In Anthropology and

Aging: Comprehensive reviews. Robert L. Rubinstein, Jennie Keith,

Dana Shenk, and Darryl Wieland eds.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Sankar, Andra

1984 ”It’s Just Old Age”: Old Age as a Diagnosis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Medicine. In Age & Anthropology Theory. Edited by David I Kertzer and Jennie Keith, Pp250-278.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hahrani, M. Nazif

1981 Growing in Respect: Aging Among the Kirghiz of Afghanistan.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Amoss Pamela and S. Harrell eds. Pp.175-192.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Sharp, Henry S.

1981 Age Among the Chipewyan.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Amoss

Pamela and S. Harrell eds. Pp99-109.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This entry was posted in 老年&文化 and tagged , . Bookmark the permalink.

One Response to (資格考通過版)文化認知下的「老年(old age)」概念

  1. quintin says:

    我想對於最近才成立的老年次專科而言,相關的老年概念是應該多多探討的,不知道老年醫學的訓練是否有包含這麼多的文化取向?

    話說回來,文章中的maya我其實不太懂耶…有空的時候再解釋一下吧!

發表迴響

您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

*

您可以使用這些 HTML 標籤與屬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